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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吴晗当时是毛泽东的客人，座上宾，是被邀请来参加新政协的，有些意见不便提得过于直接、过于尖锐罢了。
可惜吴晗对于毛泽东的意见，始终没有理解好，或者说始终有个错觉，以为彭和尚问题和历史观问题是一回事。他回到北平，便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发现这条史料，吴晗很高兴。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文章，其中谈到在石家庄毛泽东约他谈了一个晚上，“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到1965年版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还谈到毛泽东批评过的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并说“这个错误观点，在理论上得到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其实，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是个具体问题，即主要是史料问题，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所杀的史料一发现，便迎刃而解了。问题是吴晗自己也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所以对彭莹玉的“功成身退”大加赞赏。而1948年冬，革命战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革命正在用人之际，从政治角度看，毛泽东当然不会赞成吴晗称许“功成身退”的思想。从这点说，毛泽东有关彭莹玉“功成身退”说法的批评，确实是对吴晗的教育，吴晗检查了自己的“超阶级”观点，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吴晗对于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宏观批评，或则不知所指，或则以为只是指彭莹玉的问题。这可以从他由石家庄回到北平，直到在对《朱元璋传》进行第三稿、第四稿的修改中，他都很少谈到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批评，得到证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4年毛泽东看了《朱元璋传》的第三次修改稿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的那么坏。”(见《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在这里，毛泽东明明关注的是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问题，而不是其他一些什么具体问题。若由此及彼，回想毛泽东在石家庄时提出的意见，所谓唯物史观问题，实则是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
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解读毛泽东在石家庄读《朱元璋传》后的意见，乃至推想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时的心态，就不会太困难了。
显然，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更多的只能是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可能把它当成政治著作看，对《朱元璋传》激烈地影射攻击蒋介石他未必有兴趣，特别是把朱元璋说成小流氓，看了也未必舒服。况且，毛泽东多次说过，夺取政权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在历史上开创了“洪武之治”的局面，可称为一代名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农民军领袖，即将建立的政权，也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尽管时代不同了，革命的性质也不一样，但对朱元璋这样一个人物，过多的贬斥，从毛泽东的感情上总有点过不去。然而，当时反对蒋家王朝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着，反蒋联合战线的队伍越大越好，所以，毛泽东当然不好直接批评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不妥。只好以曲笔提出自己的意见。
为何吴晗不修改对朱元璋的贬评
吴晗得知毛泽东关于《朱元璋传》第三次修改稿的意见后，又看到其他学术界的朋友提出的关于“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评价也不够全面”。吴晗把这一修改稿压了下来，没有再交付出版。但他也没有按照毛泽东两次提出的意见对书稿大改的意思，特别是对朱元璋的贬评，并没有想过多地改动它。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史学界正在纠正40年代出现的一种风气，即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打破被禁锢的言论，把历史研究当做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这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种需要，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指桑骂槐的史学，毕竟是不科学的。这些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总感到欠妥。于是，在50年代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都检讨了他们在40年代以写历史作为影射、批评蒋介石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其中范文澜检讨了他在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吴晗当时也检讨了借写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尽管当时那样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二是吴晗毕竟是个正直的史学家，秉笔直书在他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和王宏志合著的《吴晗传》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要说吴晗写《朱元璋传》有什么悲剧，那么，悲剧恰恰是由于它的题材早已被一种超凡的力量拑制着，而吴晗并不知觉，仍然按照一位正直学者的思路来修改《朱元璋传》，他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批评，更没有认真贯彻。”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关于诛杀功臣，吴晗在写了朱元璋炮制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杀害达几万人之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不但列将依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报以极大不满，而对被杀功臣却寄予极大的同情。吴晗写到杀胡惟庸废弃相位时说：“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皇帝亲自管理庶政，……皇帝变成总揽一切的独裁者了。”吴晗还是忍不住指责朱元璋搞“独裁”。
吴晗是个史学家，最尊重的是史实。新中国建立前，他曾经因为“红军”和“民军”一字之争，宁可放弃一部史著的出版机会。他研究明史多年，对朱元璋早有个基本看法，在30年代，他写过《胡惟庸党案考》，这篇文章当是没有受政治气候左右时写的，文中他指责朱元璋是“一个十足的自私惨刻的怪杰。”说朱元璋“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讥刺”。说他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直至大局已定便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设学兴教”，“进用宋纳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诺的知识分子出来，作皇帝个人的驯仆”。如今，要吴晗完全放弃这些史实和原有的观点，塑造一个光辉形象的朱元璋是不可能的。
吴晗在50年代初期着手修改《朱元璋传》，比较侧重于史料运用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毛泽东当时还未进入个人迷信的座舱，他的话还没有“一句顶一万句”。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毛泽东的周秦封建论只作为一种意见，允许讨论。因此，毛泽东对《朱元璋传》1954年稿本的批评，吴晗大约也只当做一种“意见”加以考虑而已，并没有认真贯彻。这一点从1954年到1965年两个版本对照，可以清楚地说明：1954年稿本，全书分七章二十四节；1965年版全书分八章二十三节。内容和基本框架大体上没有变，基调大体相似，看不出是由把朱元璋“写得那么坏”，改变成对朱元璋“写得好点”。至于对农民战争，从解放前的第二个版本到第三、第四个版本都是肯定的，特别是第三、第四个版本，如果说对农民战争评价高了一些，恐怕也只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而已，在这方面，《朱元璋传》绝不是评价不当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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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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