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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从未让邓小平游离出他的视线。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我看还是慎重一点。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认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在批判邓小平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并不排斥邓小平。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时，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了，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表示；在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
从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的全过程来看，建国以后，“接班人”的人选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接班人”的人选是林彪、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是要林彪、邓小平共处最为重要的标志，也体现了毛泽东在解决“接班人”问题上的既定方针；“邓至少是常委”以及要邓“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都可以说明毛泽东在组织措施上为了要实现他的既定方针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接班人”的选择是毛泽东从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共领导核心中能够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人选反复思索的结果，是让毛泽东费尽心血的问题。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既要具备“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从而掌握、领导打“文仗”的素质；又要有指挥“武仗”，统率千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才华。毛泽东曾经设想、并且为之努力的林彪和邓小平共处的格局，体现了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刻认识。
然而，九大时，毛泽东对“接班人”格局的设想没能实现。这也许成了历史的遗憾，但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思考与行动直到他去世前都没有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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