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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祸从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没完没了的交代检讨，早请示，晚汇报，挨斗挨骂，老伴关在牛棚，两个幼子都送去远方，牵肠挂肚，内外交困，我又严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会、小会都要你发言、表态，我只好按报纸登的文章的口径讲，有时就念报纸，还生怕念错了。有一次小组会发言，我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我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我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我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我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
这时，军工宣队为了扩大“战果”，制造恐怖气氛，就利用这年8月31日部分青年学生同几个科室干部发生口角，诬陷这些学生搞打、砸、抢，定性为反革命，人为制造了一起“831反革命事件”，企图把这起事件同“刘周封三家村”挂起钩来，掀起更大的批判闹剧。每次批判，自然要我联系自己表态，我心里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错字了，一边字斟句酌，一边心里嘀咕，可就是越担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误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卫中南海的解放军，说“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军，十足的反革命，联系我上次的口误，罪加一等，有人当场就要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立即开除出党，交群众专政，也有人要揪我去专政机关。没隔多久，市里在原建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确有因喊错口号被判了重刑，记得还有个女的给枪毙了。造反派就地开了我的批判会，说我也够枪毙的，要我交代反动思想和背景，是谁指使的，似乎我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误，是反动本质的反映，真是有口难辩。这时，心里已经没有了怕，只觉得好笑，历史上的文字狱，还有个文字凭证，可没听说口误罪，真是“文革”的新发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
六、抄家
在我的记忆中，抄家往往同满门问斩联系着，是从旧小说和历史故事中知道的，可是到了“文革”时代，抄家成风，随处可见，就见怪不怪了。运动开始，我和老伴都成了“走资派”，自然免不了被抄家，幸好我们提前听说要破“四旧”，早早就把多年积累的工作笔记、生活日记、亲友来往信件，以及一些旧照片，一把火烧光了。我从广西带来的几大箱书籍，除了几本爱读的诗词和古典名著外，也全部当废品处理了。所以造反派抄了几次家，翻箱倒柜，什么也没得到，只是有一次，一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顺手牵羊把我仅存的几本古诗抄走，还教训我说：“放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看，净看这些‘四旧’的书，反动透顶”。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有理说不清啊！当谢、袁事件出来后，造反派把我和老伴划为谢、袁集团的骨干分子，把我们家说成黑窝点，抄家更成了家常便饭。军、工宣队的队长当面告诫我，家里来人要向造反派、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晚上家里不能锁门，随时叫，随时开门。
可巧，有一天，南宁一位自报工厂团干的青年来我家，说是来北京上访反映情况的，因未带粮票，钱已花光，两天没吃饭了，不得已，来求老书记(来不及问他在哪里打听到我这个原南宁团市委干部的)给顿饭吃。这时，我听他讲家乡话，又动了恻隐之心，但如实告诉他，我这里危险，正审查我们，来人要报告居委会、派出所的，你吃过饭赶快走，免惹是非。他说：“我来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怕的。”我一面赶快做饭，一面叫老伴向居委会报告。饭好了，叫这位客人先吃，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真的是饿坏了，怪可怜的。可是刚吃了一半，居委会带两个民警就来了，要查户口，听说是广西来告状的，立马要带走。来客说等把这碗饭吃完，硬是不让吃就带走了。以后再没有这位朋友的音信，也记不得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了。还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我，诉说“文革”各自的遭遇，唏嘘不止。正在这时，几个红卫兵闯了进来，这里翻翻，那里敲打敲打，连大衣柜里的衣物也都掀了出来，我这位身高体壮的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是红卫兵？告诉你们，我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的头，八代贫农。”说着扬了扬手上的红卫兵袖章，他们见这个“八代贫农”的红卫兵头，气势汹汹，赶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后我问他，你不是资本家出身么？怎么成了贫农，又哪里有个八代贫农？从哪里来的红卫兵袖章。原来红卫兵袖章是小儿子在院子里捡的，正准备送到居委会，就放在桌子上，这位朋友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上述活剧。
七、积肥小组长
归纳我的“罪状”，造反派和军、工宣队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不老实就给戴上。“定性”后于1970年6月跟随革命群众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用说，我这样的专政对象要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种水稻、平地插秧难不倒我。造反派又生一计，在抬土造地时，找一个身体最棒的男劳力同我一组抬土，土筐压得实实的，又叫那个男劳力跑快一些，一天下来，我身子简直要散架了，躺下去就起不来了，饭也吃不下，可能有好心人对这样虐待一个专政对象看不下去，第二天为我换了工作，我才没有倒下去。
造地种水稻离不开肥料，打扫厕所粪便，积肥，自然落在专政对象身上，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打扫男女厕所的积肥小组，有四五个男的专政对象，却单单派我这个女的当积肥小组长。现在当一个什么长都有点权力，可那时的组长只有带头的份，干不好就开田头批判会，我不但要带头打扫女厕所，也要带头打扫男厕所。说到这里还闹过一次笑话：有人到男厕所如厕，老远听到男厕所里传出女人说话，就没敢过去，因为那时人们对阶级斗争的弦绷的挺紧，有人疑神疑鬼，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男厕所里去了女人，那还了得，赶紧向领导报告，要去抓“流氓”。待他们拿着木棒煞有介事地赶去时，见积肥组在女组长的带领下正紧张地出粪，好生没趣，只好悻悻地离去。
八、谁为我“平反”
1972年，“五?七干校”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对我宽大处理，过去说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现行反革命都不算数了，但还留个小尾巴，说运动中有错误。我问是什么错误，这位领导说：“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说成革命路线，831说成8341，虽属口误，但也是错了，怎么说没一点错呢！”这种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拙劣手法，还是出自一个自认很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能说不是 “文革”的悲哀。我就是带着这个小尾巴分配到北京市112中学担任校革委会和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以后又多次调动：区党校、区财贸干校、区房产落实办公室、区委财贸部，还参加一年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工作，最后于1983年提前离休。
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损，两个儿子受牵连，“文革”后工作频繁调动，未能尽我力量去工作，实感遗憾。更为遗憾的是：对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头讲给我带个小尾巴的“宽大处理”，以后找谁也不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谁为我“平反”呢？
其实，用不着谁再为我“平反”了，“文革”中所强加给我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上的笑料，让后人记住：再不能上演这类最野蛮、最无聊、最残暴的人间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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