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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常听收音机的人，都会在某个时段听到评书节目，作为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曲艺形式，评书一直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多少年来，评书就是在这情理之中延续、发展。
评书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一直被看成是江湖卖艺的，说评书的人也是闯荡江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登不得大雅之堂。1949年以后，评书逐渐被归为曲艺团的编制之内。在北京、天津、河北、东北，有数不清的说书艺人，他们或消失于民间，或归纳于体制。“文革”期间，评书被当成四旧、牛鬼蛇神，成了“革命”的对象。但这种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的艺术，并没有因为“文革”浩劫而消失。
1979年，评书终于又回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当鞍山市人民广播电台把新录制的评书《岳飞传》通过电波传播出去的时候，评书又恢复了她的生机和活力。刘兰芳的丈夫王印权回忆，《岳飞传》在鞍山首播的时候，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几乎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他说:“文革期间文艺形式比较单调，就是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岳飞传》一出来，人们感到非常新鲜;《岳飞传》播出的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文革期间很多群众受到压抑，老干部受到迫害。《岳飞传》说的恰恰是一个爱国英雄精忠报国的故事，但受到秦桧的陷害，一下就和很多老干部受迫害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历史出奇地相似。”所以，《岳飞传》在当时与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一样，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现象之一，刘兰芳的名字可能也是当时文艺界知名度最高的人。
随后，单田芳的《隋唐演义》、田连元的《杨家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先后在全国播出，也就是从那时起，评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了全国听众茶余饭后最常见的消遣娱乐形式。
二十多年过去，评书仍像当年一样，是广播中最重头的内容之一。当年刘兰芳讲《岳飞传》，最多的时候在一百多家电台播出，而今天单田芳的评书已经覆盖了全国五百多家电台。尽管今天的娱乐消遣方式多种多样，但评书仍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一。可是，当你历数一下今天说评书的人，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田战义、连丽如、张少佐、孙一……能说评书的人不超过10个。10年“文革”没有摧毁评书，但是在传媒时代的评书繁荣背后，评书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评书演员孙一说:“30年后可能就没有人说评书了。”这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作为评书界最年轻的表演者，孙一今年已经40岁，他说:“我回头一看，怎么没人了？”
单田芳:每天睁开眼睛就是评书
单田芳先生是当今评书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之一，他说了50年的评书，有录音记录的评书他说了有109部，加在一起有12000多回，如果他的评书每天播一回的话，可以播到2036年。如果把他讲过的评书列在一起，你会发现，从反映商周时期的《封神榜》到眼下的改革题材的评书，完全可以构筑成一部中国历史评书演义。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目前，每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听他的评书，他的听众将近2亿人。有人说单田芳的评书跟毒品一样，千万别沾，沾上就上瘾。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单先生今年虽然已70高龄，但身体很好，每天都要录上两三段，他的生命中，除了评书就没有别的。他讲评书的方式是，先确定一个题材，然后收集资料，传统评书比较好办，因为本子是流传下来的，只要稍加整理即可。而新评书则要花些时间，比如，他在录制《乱世枭雄张作霖》时，就花费了很多精力。“张作霖这书我准备十多年的时间，收集大量资料，访问了许多了解他的人，早就想说，但不太敢。他杀害过李大钊，他反共，后来禁区逐渐取消，东北父老提起张作霖，津津乐道，这说明他不是简单的坏人。如果他没有头脑，怎么可能管理东北13年？怎么团结一批人在自己的周围。好人也不是生下来喀嚓一声就好到底了直到他壮烈牺牲，坏人也不是胎里坏一包脓，我要把他真实的一面说出来。”
“再拿我现在录制的《廊坊大捷》来说，我对廊坊一无所知，而且讲的是义和团大败法军的事情。这个事件我并不是很清楚，对廊坊的风土人情也不了解。怎么办呢？做实地调查。我走访了廊坊的很多地方，去了廊坊大捷的实地，但是那边的变化很厉害，几乎找不到什么历史遗迹，虽然那个地儿还在，地名也还是原来的，至于当时那场大仗在哪儿打的，当时的情形怎么样，有些老人还知情，脑海里也有大致的记忆。然后就找一些人座谈，都是那些老年人，回忆那会儿闹义和团闹红灯照是什么情形，之后再找文史资料，最重要是找一些本地写‘志’的专家，大伙儿开了有六七次座谈会，后来集成一个思路，责成其中的一个人把《廊坊大捷》写出来，最后交给我，我看了再加工，该删的删，该减的减，先拿脑子酝酿成熟，然后就开始录制。这个阶段你看有多长，准备了三四个月。”
明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单先生正在准备一部有500回左右的巨作《二战演义》，为此，他计划明年到欧洲去一趟，到当年的战场上看一看，了解一些情况，有个感官的认识，同时他也阅读了大料的资料，准备把这部最长的评书一口气说出来。他把《二战演义》分三个部分，一是“欧洲战场”，一是“太平洋战场”，一是“中国战场”，其中最先录制“太平洋战场”，从珍珠港事件到日本投降，希望在“抗战胜利日”的时候，能够推出。
一般而言，单田芳创作一部评书的方式是，他先把故事看一遍，把故事的脉络理清楚，看第二遍的时候，琢磨哪里该加故事，哪里该省略。看第三遍的时候，基本上就该记人名、地名、年代、时间。他每天4点多钟就起床，点上一支烟，沏一杯茶，就开始备课。今天要从哪儿讲到哪儿，头怎么开，尾怎么收。大概每天10点钟之前，三段书就录完了。下午，开始准备明天的书。周而复始，一万多集的评书就是这么说出来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别人根本帮不了他。单先生说:“我早就想出去旅游了，就是没时间。”
单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去说评书，“我并不喜欢评书，虽然我出生曲艺世家，亲戚都做这个，有的说评书，有的唱大鼓，还有打快板的，早婚娶的媳妇儿也是说书的……”他说，“我喜欢学工科和医学。”但是他最终还是说了评书，70岁的单田芳在回忆他的人生之路时慨叹:“人的一生可能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家里人出钱供他上大学，可他在考试之前偏偏病了，外语跟不上，于是家里人就劝他不要继续上学了，让他利用自己的文化来整理评书资料，说评书这样的工作比做医生学工并不次，而且收入也相当可观，一来二去他的心就被说活了。
虽然单田芳不喜欢评书，也没学过评书，但由于在评书家庭的环境里生活，平时家里人聊天也都离不开评书，听来听去也就听明白了。“我父母都没有文化，听到有什么好故事就让我记下来，把‘梁子’(梗概)写下来，用脑子记、用笔记，一般的书就都记下来了。”一开始，他还想着是个过渡，将来有机会我还是要去求学。没想到他一下就走红了。“我一高兴，就定了下来。”这一定就是50年。
单先生知道，说评书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行，所以，他到东北大学函授学习历史，“我的先辈都是文盲，说书靠口传心授。到了我这一代，口传心授怎么行？你说到一个词句典故，要知道它的出处才行，必须讲出所以然，这就需要去历史里钻研。我一开始说的都是传统书，不管是《朱元璋》还是《隋唐演义》，我都必须查查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情，看我们都把这些历史加工到一个什么程度，弄明白哪些是虚构加工，哪些是史实。”
有录音记录的评书单先生说过109部，没有记载的就更多了，尤其是评书进入广播之前，都是在茶馆里说。1954年到1964年期间，单先生在茶馆里说传统评书，后来有指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能统治舞台，工农兵要占领舞台。于是，单先生就改说新书，先到书店里看小说，然后回来就说，《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都说过，这些说完了，又改说苏联小说，《一颗铜纽扣》、《红色保险箱》，甚至连《福尔摩斯探案集》都说过。在单先生说过的评书中，从来没有触及过金庸的作品，“金庸小说我看过，但大多没看完。电视剧我看过，我很喜欢他的东西，金庸那是武侠小说的大师，写的细腻、丝丝入扣，我们说书喜欢有发挥空间的东西，他的小说没有我们发挥的余地，他的电视剧也太多了，再说书也没什么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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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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