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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开展实验证明，汉字用脑与拼音文字用脑在部位上有所不同。人们常说：逻辑左脑，艺文右脑。上海的医师发现，失语症患者听不懂语言信息，却还能理解汉字传达的图文信息。发出口头命令，患者不懂，出示汉字命令，患者却懂。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运用和领会汉字是左右脑同时并用。而拼音文字，往往只运用了左脑。也就是说，汉字对于中国儿童的智力开发具有重要作用，不必照搬西方儿童教育上的“开发右脑活动”。
汉语汉字的优势在哪里呢，我归纳了三点：有声调(主要是四声)、单音节词素字、图符式文字(字体二维构造)。
字母式的线性文字在初级阶段的初级机器处理上暂时占了便利，但历史终究会表明，图标才最适合人脑的记忆和输入输出。
汉字逃过了上一个世纪的劫难。它祸起中华衰微的国运，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这条危险的道路走了快一百年了。最早的“拉丁化”
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钱玄同。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那个时代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文人，对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汉字几乎到了仇恨的地步。
“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清末以降，国事既已衰微，西学乃当务之急。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为使“东方不败”，纷纷将西文视作葵花宝典，索性阉了这“象形文字的残余”。透过一个世纪的烟云，回想起历史上的这些声音，我惊诧于中国知识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赶时髦时有多么疯癫。无论是国统区的国语罗马化运动，还是“汉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斗争，都让我在事后想起它们时冒一身冷汗。
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所以才有今日汉字与拼音同生共气的机会。
其实，真正援手，挽汉字于既倒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因为在精英们努力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时，草根阶层大多“甘心愚昧”，没有一点赶时髦的精气神。字母化在中国一直只停留在自负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书斋里，汉字因此存活下来。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个可以“愚昧图存”的例子。(摘自《百姓》2004年第6期熊培云文)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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