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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除了看上十数遍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会见“红卫兵小将”的纪录片外，有时还有机会看上一两部已被打成“毒草”的“封资修”电影。 我没福分轮上看《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等到我有幸欣赏谢铁骊、谢晋分别导演的这两部优秀影片，已是粉碎“四人帮”的10年后。 当时，我通过“抓阄”抓到一张《桃花扇》票。遗憾的是我响应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太“投入”，夤夜刷标语，参加游行，以至白天睡过了头。当我丧魂落魄、十分懊恼地走进一片漆黑的电影院时，正传来杨龙友对侯朝宗的调侃：“朝宗兄，魂还在否?……”这是冯饰演的侯公子在管弦齐奏、灯影摇曳的秦淮河上初遇王丹凤扮演的李香君的情景。直到33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类似《西厢记》里“惊艳”的一幕。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拍摄《羊城暗哨》、《金沙江畔》多部影片的著名演员冯先生已经罹难! 接下来占领中国银幕阵地的是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以及两部苏联早期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还有随着“文革”深入批判彭德怀而放映的《怒潮》等。 当时，我供职于学校“革命委员会”政宣组，是一名从事“文斗 ”的“造反战士”。在这块为“造反组织”制造舆论的园地里，我的“主业”是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炮制出一篇篇“革命大字报”，“副业”是为“造反战士”们订购、分发电影票，这其中有不少是受到声讨、批判的“毒草影片”。这是两桩令我每每窃喜的工作。少年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稍有长进，便沾沾自喜。每逢清晨行至大字报棚前，看到许多读者(或曰“观众”)蜂拥而至，“拜读”我主笔撰稿的大字报，便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快感和得意。另一使我暗自生喜的便是这桩订购影票的美差。我常常借取票之便，算准放映时间溜进黑糊糊的剧场，去欣赏一会儿那些表面受到“讨伐”、实际上令人称颂赞赏不已的优秀影片(比如《红河激浪》之类)。我“假公济私”看得最多的是背着为彭德怀“翻案”恶名的《怒潮》。我倒不是去看电影，说实话，我至今对《怒潮》的拍摄技巧艺术水平颇有“微词”。我之所以蹑手蹑脚溜进影院，百分之百是为了聆听那两首电影插曲和主题歌《一支人马强又壮》、《送别》。尽管每逢那熟悉的前奏响起，便会夹杂着影院“造反战士”嘶哑、粗暴的批判“画外音”，但依然未能影响我的欣赏情绪。因为与吕文科、朱崇懋等著名歌唱家同有中国“四大抒情男高音”之美誉的孟贵彬的演唱太有魅力了!我从小就听过他唱的《歌唱二郎山》。 我的另外一位风雨同舟的哥们儿(“准”造反战士，因我们造反总部的最高司令嫌其“路线觉悟”不够高，尚在“考察”之中)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不过，这位身材健美、长相英俊，有点法国影星阿兰·德隆味道的业余舞蹈家瞄准的是《列宁在1918》。仅经我之手，就买了不下20余次的电影票。据这位与世无争、游离于“文革”运动之外的资深“逍遥派”供认，他至少看过100遍《列宁在1918》，不过总的时间甚至没有超过一部完整电影。多少年后我方得知，原来这小子完全是冲着那部苏联早期电影中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的一个片断(四只小天鹅)而去的! 70年代初，京剧“样板”电影看腻后，银幕差不多是朝鲜电影的“一统天下”，诸如《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以及稍后非常煽情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连我父亲看后也不禁老泪纵横)。除此终年不变的“朝鲜电影月”，银幕依然一片荒芜。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干涸已久的土地上竟吹来一阵“和煦”的春风。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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